作者： wp_funhis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周朝的建国

夏、商以前，史事可考的较少，周朝就不然了。这一则因为年代较近，所传的书籍较多；二则因为周朝的文化，更为进步之故。周朝从后稷、弃受封以来，似乎颇受外族的压迫，但他始终能够保持农业社会的文明。到周太王（古公亶父）以后，就强大起来了。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以服事殷”。到武王，才合诸侯于孟津（黄河的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把纣灭掉。这时候，周朝对东方权力，还不甚充足。所以仍把纣的地方，封其子武庚；而武王派三个兄弟去监视他（管叔、蔡叔、霍叔，分处纣的畿内，合称“三监”）。武王死后，子成王年幼，武王兄弟周公旦摄政，武庚和三监都造反。淮夷、徐戎，亦都响应（淮夷，在淮水流域。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周公东征，把武庚和三监灭掉。又使他的儿子鲁公伯禽（周公封于鲁，没有就国，叫儿子伯禽去的），打破淮夷、徐戎。经营洛邑为东都。周朝的王业，到此就大定了。

“国”之古义

古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49页）

西周的兴亡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两代，算是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征不返，这一次，似乎是伐楚而败的。（这一次实在伐楚而败，以致淹死在汉水里的；这时候的楚国，在今河南丹、淅二水的会口。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王室就开始衰微了。昭王子穆王，喜欢游玩。（现在有一部书，唤作《穆天子传》，是记周穆王西游的事情的。据这一部书，当时穆王的游踪，要到亚洲的中部和西部，这是决不可信的。这部书是南北朝时代出现的，一定是汉朝既通西域以后的伪品。穆王西游的事，见于《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没有说出所游的地方来，以理度之，一定不能甚远；不过在今陕、甘境上罢了）徐偃王乘机作乱。这一次，却靠楚国帮忙打定。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驱逐。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周初，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人，世为周朝的卿士）厉王死在外边，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子幽王，又因宠爱褒姒之故，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县），申侯就和犬戎伐周，把幽王在骊山下杀死（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太子宜臼即位，东迁洛邑，是为周平王。从此以后，史家就改称他为东周了。西周共十二主，二百六十多年。

论共和

古代政体之奇异者，莫如共和。《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是周之无君者，十有四年也。案：国本非君所独治，特后世君权重，人臣之位，皆守之于君，无君，则臣莫能自安其位。又视君位严，君之职，莫敢轻于摄代，故不可一日无君。若古代，则君臣共治其国之义尚明，臣之位亦多有所受之，非人君所能任意予夺。君权既小，则一国之政，必待人君措置者较少。人臣摄代其君，亦视为当然，而其顾虑，不如后世之甚，则无君自属无妨。《左》襄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立君，实权皆在二相，亦犹周召之共和行政也。然究犹立一公孙剽。若鲁昭公之出奔，则鲁亦并不立君也。然则此等事，古代必尚不乏，特书阙有间，不尽传于后耳。韦昭释共和曰：“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可见无君而不乱，实由百官之克举其职也。（《中国社会史》，第327—328页）

平王东迁之失策

因不能还都而蒙受极大的损失的，历史上最早可考的，便要推东周。东周平王元年，为西元前七七〇年，下距秦始皇尽灭六国的前二二一年，凡五百四十九年，其时间不可谓不长。西周之世，西畿应为声明文物之地，然直至战国时，论秦者尚称其杂戎狄之俗，在秦孝公变法自强以前，因此为东方诸侯所排摈，不得与于会盟之列，可见西周之亡，西畿之地，遭受破坏的残酷。当西畿未失之时，周朝合东西两畿之地，犹足以当春秋时之齐、晋、秦、楚，此其所以在西周时，大体上，能够维持其为共主的资格。到西畿既失之后，形势就大不相同了。昔人论东周之东迁，恒以为莫大之失策，诚非无所见而云然。（《还都征故》，原刊《启示》1946年第1卷第1期。）

周朝的封建制度

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彼此的关系，是很少的。后来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了。西周时所封的国，这三种人很多。可见当时的王室，权力颇为强大。当时不但国外，就天子、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是各有封地的。国和家，虽有大小尊卑之异，性质并无不同。内诸侯虽说不世袭，事实上也有世袭的。

先部族，后封建

分立之世，谓之封建，统一之时，号称郡县，为治史者习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该括郡县以前之世，于义实有未安。何则？封者裂土之谓，建者树立之义，必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然后封建二字，可谓名称其实，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故封建以前，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后于义为允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处，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就其才德者而听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抑或替其旧酋而为之代。又或开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分处之。此等新建之部族，与其所自出之部族，其关系自仍不绝。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渐入于封建之世矣。（《先秦史》，第374、375页）

周朝的官制

周朝的内官，据汉时讲经学的今文家说［今文、古文是汉朝人讲经学的两个大派别。今文家先出，因为他们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古文家晚出，他们自己说，曾得到古本的书籍，都是用古字写的，所以谓之古文今文家。对于经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又有种书，是古文家有，而今文家不相信的（如《周礼》和《左传》便是）。有种书，是今文家有，而古文家不相信的（如《春秋公羊传》便是）。其问题很为麻烦，我们现在不讲经学，对于他们两派的说法，无所偏主，只用史学上的眼光，分别去取，或者并存其说罢了。可参看本书第二十章］：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据古文家说：则三公、三孤，都是坐而论道的。政事均六卿所管。前者是汉朝相制所本。后者是隋以后六部之制所本。地方制度，也有两种：一种是今文家说，和井田制度相合；一种则和军制相应。大概古代的人民有两种：一种是要当兵的；一种虽亦会当兵，却不用作正式的军队；所以有这两种区别。（这是源于古代的人民，有征服和被征服两阶级，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五节、第九章第一节，可以参看）

周朝的学校选举制度

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这是清朝时候俞正燮先生的说法，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选举的法子，据《周礼》说：从卿大夫以下的官，都有考查人民“德”“行”“艺”的责任。每三年，举行“大比”一次，调查户口和马牛车辇等数目。就在这时候，举出贤者、能者来。这就是所谓“乡举里选”。据《王制》《孟子》说：则古代城乡，都有学校。在城里的，三代都名为学；在乡间的，则或唤作校，或唤作序，或唤作庠。各乡举出好人来，把他升送到司徒，司徒把他送到学里。在学优秀的，管理学校的大乐正，再把他进之于王。归司马量才任用。在学的时候，乡间举上来的人，和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都是同学的，只论年岁长幼，不分身份尊卑。

周代的“乡举里选”

（周代）地方的组织，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于《周礼》，又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这两种制度，似乎都是有的。在当兵的区域里，就用前一种制度。不用他做正式军队的区域里，就用后一种制度。管理公务的人，照《周礼》说：有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从乡大夫以下，都要考查人民的德行、才能、技艺。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大比”。比就是查轧的意思。是所以清查人口、马牛、车辇等的数目的。贤能的人，也于此时举出，把其名氏送之于王。王就任用他去做比长、闾胥之类。《周礼》说：这叫作“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就是所谓“乡举里选”。（《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55—56页）

周朝的赋税

赋税两字，在现代意义相同。在古代，则税是指现在的田赋，赋是出兵车和马牛等军用品，及当兵的人。周朝的税法名为“彻”，就是使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按其收获量，取其十分之一，就是田赋之征。此外尚有力役之征，如令人民筑城，修道路是。还有布缕之征，即令人民纳绢布若干。据《礼记·王制》说：人民服力役，每年该以三日为限。商业是只收他的地租钱而不收税。关亦只是盘查而不收税。所谓“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这句话见在《礼记·王制》和《孟子·公孙丑上篇》。廛是居住的区域，就是后世所谓宅地）

上古无商税关税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税，二曰赋，三曰役。而此三者，实仍是一事。盖邃古职业少，人皆务农，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是为租。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自亦为其所出，是为赋。有事则共赴焉，是曰役。至于山林薮泽等，其初本属公有，自无所谓赋税。关之设，所以讥察非常，不为收税。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不为牟利之举。当部族分立之时，物产既少，制造之技亦尚未精。则或必需之品，偶尔缺乏，不得不求之于外。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不得不求之于外。此时奢侈之风未开，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于民生利病，关系甚巨。有能挟之而来者，方且庆幸之不暇，安有征税之理？《金史·世纪》：“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景祖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泽征商之税，无一非后起之法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周朝的兵制

军队的编制，以五人为单位。今文家说：师就是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见《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注）。古文家说：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见《周礼·夏官 》）。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较古的制度；古文家所说，是较晚的制度。当时的军队，是用车兵和徒兵组成的，还没有用马队。（中国交通和军事上，都是到战国时代，才渐用骑的；以前多是用车，这是因为这时候，汉族专居平地，山地都为夷狄所据，尚未开拓之故，可参看顾炎武《日知录》“骑”“驿”两条）

车战、骑战之兴替

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敌。《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先秦史》，第420页）

周朝的刑法

古代的五刑，据说是始于三苗的（三苗国君姜姓，为蚩尤之后）。周穆王时候，还是用这五刑。又制定一种赎罪之法，见于《书经》的《吕刑》篇。但实际出于五刑以外的酷刑，亦在所不免。（《左传》昭公六年，郑国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给郑国的宰相子产，反对他。信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夏朝时候，就有成文法了。铸刑书，就是公布刑法，叔向还加以反对，可见春秋时代，公布刑法的还不多）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时代就有了。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

俗、礼、法

邃古之时，人与人之利害，不甚相违，众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无法也。迨群治演进，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违众者。自其人言之，则曰违礼。违礼者，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其裁制也，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利害之相违日甚，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于是有所谓法。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然其所强者，不能如礼之广。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可出可入者则听之，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周朝的教化

以上所说，是周朝政治的大略。至于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这个就是所谓礼。虽说“礼不下庶人”（见《礼记·曲礼上篇》），不过行起礼来，不能像贵族的完备，如其违反相沿的习惯，还是要受制裁的，所以说“出于礼者入于刑”。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尚文之弊

昔人谓周末文胜；文胜者，过于形式之美，而情实不足相副之谓也。吾国自周以后，未能改文胜之习。凡事但求表面，而不讲实在；如建筑不曰以资居处，而曰以壮观瞻；练兵不曰以求克敌，而曰以壮军容，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彼此以浮文相欺，明知其实非如此，而恬不为怪（不但公事如此；即私人交际之间，亦复如此），皆是此军队的编制，以五人为单位。今文家说：师就是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见《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注）。古文家说：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见《周礼·夏官 》）。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较古的制度；古文家所说，是较晚的制度。当时的军队，是用车兵和徒兵组成的，还没有用马队。（中国交通和军事上，都是到战国时代，才渐用骑的；以前多是用车，这是因为这时候，汉族专居平地，山地都为夷狄所据，尚未开拓之故，可参看顾炎武《日知录》“骑”“驿”两条）

车战、骑战之兴替

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敌。《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先秦史》，第420页）

周朝的刑法

古代的五刑，据说是始于三苗的（三苗国君姜姓，为蚩尤之后）。周穆王时候，还是用这五刑。又制定一种赎罪之法，见于《书经》的《吕刑》篇。但实际出于五刑以外的酷刑，亦在所不免。（《左传》昭公六年，郑国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给郑国的宰相子产，反对他。信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夏朝时候，就有成文法了。铸刑书，就是公布刑法，叔向还加以反对，可见春秋时代，公布刑法的还不多）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时代就有了。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

俗、礼、法

邃古之时，人与人之利害，不甚相违，众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无法也。迨群治演进，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违众者。自其人言之，则曰违礼。违礼者，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其裁制也，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利害之相违日甚，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于是有所谓法。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然其所强者，不能如礼之广。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可出可入者则听之，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周朝的教化

以上所说，是周朝政治的大略。至于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这个就是所谓礼。虽说“礼不下庶人”（见《礼记·曲礼上篇》），不过行起礼来，不能像贵族的完备，如其违反相沿的习惯，还是要受制裁的，所以说“出于礼者入于刑”。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尚文之弊

昔人谓周末文胜；文胜者，过于形式之美，而情实不足相副之谓也。吾国自周以后，未能改文胜之习。凡事但求表面，而不讲实在；如建筑不曰以资居处，而曰以壮观瞻；练兵不曰以求克敌，而曰以壮军容，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彼此以浮文相欺，明知其实非如此，而恬不为怪（不但公事如此；即私人交际之间，亦复如此），皆是此弊，崇尚文辞，特其一端耳。（《文史通义评》，写于1920至1930年代，见《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民族以文化为标准，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

食的进化

中国的进化，大约自三皇以来。其初所吃的东西，是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见《礼记·礼运》）；和水中的蚌蛤等类（见 《韩非子·五蠹 》）。后来进化了，渐渐的知道吃各种植物，这个唤作“疏食”。［疏食二字古有两义： （一） 其初因菜类较谷类为粗疏，所以对于谷食，而称谷以外的植物为疏食； （二） 后来亦称粗的谷类为疏食，更后乃以疏食专指粗的谷类，而别造蔬字，以为菜食之名。此处的疏食二字，是依第一义指谷以外的植物的，谷以外的植物，后世的人，不用为主食品，古人则不然。《管子·八观篇》说：“万家以下，则就山泽；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见当时，靠疏食还能养活许多人口］ 从疏食再进一步，就会谷食了，古书上说神农尝百草，因而发明了医学，这正是疏食时代的事。

衣的进化

衣服：最初所着的，是鸟兽的羽皮；或者把植物的叶子编起来，着在身上；这个唤作皮服和卉服（皮服、卉服的名词都见《书经·禹贡》）。后来发明了利用植物的纤维，才会用麻。相传黄帝的元妃嫘祖，是发明养蚕的（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引《淮南蚕经》）。从此以后，又会用丝做衣料了。裁制的方法：最初只是用一块皮，遮蔽下体的前面，这个就是所谓韨。连后面也遮蔽起来，就是所谓裳了。着在上身的唤。衣。有一种，把衣裳连在一块的，唤作“深衣”。有袴管的：短的唤作裈，长的唤作袴。除童子外，没有以短衣和袴为外服的。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朝服、祭服，都是衣裳分开的，平时则着深衣；庶人则径以深衣为礼服。深衣是用白布做成的，不染色。（古代服，是讲布的精粗的，不讲颜色，平民穿的衣裳，都是本色，所以称平民为白衣；就是贵族，在平时着的，也是白衣）戴在头上的，最尊重的唤作冕，次之是弁，通常所戴的是冠。这冠和带，是古人看得最重要的，所以中国人总自称为冠带之国。庶人亦用一块巾裹着头发。脚上穿的唤作袜，袜以外又有履。冬天是皮的，夏天是葛的。又有绑腿，唤作“行縢”，亦唤做“邪幅”。

住的进化

居住，最初有两种：一种住在树上，唤作巢居；一种在地上掘一个窟窿，人住在里头，唤作穴居。进步些，能在地面做起一个土堆来，像现在的坟一般，则唤作“复”（见《诗经·绵》疏）。从巢居进化到会把树木砍伐下来，照自己的意思，搭成架子；从穴居进化到会版筑（先在两面立了木版，墙要筑到多少厚，木版的距离就是多少宽，把土填在版中间，然后筑坚它），在这架子的四面，筑起墙来；上面盖着茅或瓦，就成功所谓宫室了。宫室的发明，据《易经·系辞传》上说，是在黄帝、尧、舜的时候。这时候，还发明了棺椁，而且会“重门击柝，以御暴客”。

古以卑宫室为美谈

古筑城郭宫室，皆役人民为之，故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崇宏壮丽之建筑，历代未尝无之。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则其数甚微耳。又地处平原，多用土木而少石材。即用砖亦甚晚，故大建筑之留诒者甚少。《日知录》曰：“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致慨于“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此等足觇生计之舒蹙，治化之进退，诚为可忧。（《中国文化史六讲》，写于1929至1930年间，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38页）

行的进化

当人住在山林中的时候，是只有人走出来的小路的，这个古人唤作蹊径。这时候，遇见小的水，就径在水里走过去，唤作“徒涉”；大的水，就没有法子了。后来住到平地上，路宽广了，也平坦了，就可以利用牛马，于是又发明了车，而且也发明了船。这等进化，据说也在黄帝、尧、舜时候。

工具的进化

和黄帝打仗的蚩尤，古书上都说他是“造兵的人”。“兵”，就是现在所谓兵器，古人是用铜做的。大约是炎、黄之间所发明。从周朝到汉朝，大概兵器是用铜，农器是用铁。《易经·系辞传》上说：神农作耒耜，黄帝作弓矢，都是用木的（这时候的箭，大约是用石镞的）。大约金属虽然发明，还没有能够广为利用。到了商代，才为金石并用时期，已有精巧的铜器，如钟鼎之类留传后世。相传纣王曾作玉杯象箸，亦足征那时进化之程度了。

宗教和哲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是物质方面的进化。至于精神文明，则古人所笃信的为宗教，而哲学思想，亦就伏羲画八卦，该是古代所崇拜的八个神。大禹时代，又有五行之说。五行，大约是古人所认为万物的原质的；借其相生相克，来说明万物的变化。

古人的五行说

古人说五行生成的次序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他的原理是：“以微著为渐。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从轻微不可见的气，变成极博大的土，只是由于一种动力。一方面，固然由微而至著；一方面，也由著而仍至于微。气固可以成形质，形质亦可以复返于气。大概古人的意思，以为物质凝集的最紧密，就有质可触；次之就有形可见；再次之，就并形而不可见，而但成为一种气了。这种凝而复散，散而复凝的作用，是无时而或息的。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用现在的话解释起来，“易”就是“动”，“乾坤”就是“现象”，就是咱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动的现象。总而言之，他彻始彻终，只是把一个“动”字，说明世界的现象。（《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1921年5月21、28日出版）

文字的发明

古书上多数说仓颉是造字的人，也有说他是古代帝王的，也有说是黄帝史官的。这都不确，因为文字本是迫于需要，众人合力，慢慢创造出来的，古代人民，结绳记事，后来才有书契，为文字之始。最初多属象形文字，如日字象日，月字象月，鱼字象鱼，鸟字象鸟。文化渐近，文字也渐多。遂有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五项以次出现，和象形称为“六书”。（六书，除象形外，指事是直指其事，如上、下二字，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会意是体会字的意义，如武、信二字，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谐声是半形半声，如江、河二字，水旁为形，工可为声。转注是可以辗转互注的字，如考可训老，老亦可训考。假借是一字两用，如令为命令，又为司令，又训贤良。长为长短，又为长官，又训优长）

古代的氏族

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当夫妇之伦未立时，人本来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后来夫妇之伦，虽然渐渐确立了，然而这时候，男子都是在外面，从事于战争打猎等事情。在后方看守器物、抚育儿童等事，都是妇女担任的。所以这时候的家，完全是女子所有。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女系氏族。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驯伏动物，大概从来就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农业虽说是女子发明的（农业为女子所发明，是现在社会学家之说，求之古书，也是有证据的，如古人祭祀时，男子所进的祭品是动物，女子所进的是菜果之类。初次相见所送的贽，男子是羔、雉等类，女子却是榛、栗之类），到要开辟山林的时代，也就转入男子手中了。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

古代姓氏之别

姓之始为女系，故于文“女生为姓”，如“姬”“姜”等字是也。其后女系易为男系，则姓亦用以表示男子之血统。而同出一始祖者，又有氏以表其支派，乃称姓为正姓，氏为庶姓。古人姓氏各别，如齐大公姜姓，吕氏是也。姓百世而不更，氏数传而可改。三代以前，大抵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封建制度破坏，贵族谱牒沦亡，莫能审其得姓受氏之由，亦无新创之姓氏，而二者之别遂亡。（《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24页）

部落和民族

人是生来会合群的，所以其团结，并不以血统为限。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就是接近的部落，也会渐渐同化的。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

民族以文化为标准

所谓民族，本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并非有什么种族的成见。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所以同是一个国，当其未进化时，可以夷狄自居，及其已进化后，就以中国自居，而且以攘夷狄自任了。尊王攘夷，是当时霸主很重要的责任。因为（一）有一个共主，列国间的秩序，到底要容易维持些；（二）而野蛮之国的侵扰，又是文明之国的公敌。（《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46、47页）

工商业的兴起

使人分裂争逐的是政治，把人连结起来的，是文化和经济。在古代，各个部落，大概都是自给自足的，后来交通渐渐的便利了，人的欲望，也渐渐的增加了，就发生交易的事情。最初的交易，只是以物易物；没有定期定地的。交易渐渐的繁盛了，就会约定时间和地方，像现在的市集一般。《易经》上说，神农氏日中为市，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货币也渐渐发生了，用作货币之物：大约渔猎民族是贝，游牧民族是皮，农耕民族是粟、帛。金属，因其便于收藏，易于分割，渐渐的为各种人民所爱用，就发生古代的钱刀。最初所交换的，大概都是天产品。因为这时候，用具粗劣，人人都会自造的。抑或一民族中，因原料的出产，或技艺的精良，所制造的东西，是别一个部落所没有，或虽有而不及他好，这种制造品也会出现于市场之上。商业的刺激，是可以促进产业分化的；如此，各部落中，亦就慢慢地发生所谓工业家了。

工商的缘起及变迁

工业之缘起及变迁，若以大势言之，则古代工业，率由官营，而后世渐变为民业，即其一大进化。盖官营则能者少，民业则能者多；官营则唯守成规，民业则竞矜智巧也。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唯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起，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中国社会史》，写于192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7—28页）

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禹之子启，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夏代约四百年，为商所灭；商代约六百多年，为周所灭。商代君主多兄终弟及，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

唐虞时代的情形

立国是要有两种力量的：一种是文化，一种是武力。古代炎、黄二族，论文化，似乎炎族较优；论武力，似乎黄族较强。两族合并之后，中华民族，就可以发扬其光辉了。炎、黄二族，大约本来是很接近的，所以同化很为容易。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何以见得呢？因为《书经》第一篇《尧典》，是记载尧时候的事情的。其中载尧命羲、和四子，分驻四方，推步日、月、星辰，制成历法，以教导农民。可见其时对农业，已经很重视了。所以这时代的政教也很有可观。

尧舜的禅让

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据《书经》上说：尧在位七十年，因年老，倦于政事，要想传位给当时管理四方诸侯的官，唤做四岳的，四岳不敢承允。这时候，虞舜尚在民间，因其有德行，众人共举他。尧乃举舜，试之以政事。后来就使他摄政，传以天子之位。尧死后，舜让避尧的儿子。诸侯都归向舜，舜才即天子位。后来用同样的手续，传位于夏禹，禹即位之后，也是预定将王位传给益的。而禹之子启贤，天下都归心他，启遂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

尧舜禅让之说

尧舜禅让之说，予昔极疑之，尝因《史通》作《广疑古》之篇。由今思之，昔时所疑，盖无甚得当者。唯果谓尧、舜、禹之禅继，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则又不然。《韩子》所引史记之文，即其明证。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说，以为上世圣人绝迹后世，其说固非；今必一反之视为新莽、司马宣王之伦，亦为未当。史事愈近愈相类，与其以秦汉后事拟尧舜，自不如以先秦时事拟尧舜也。自周以前，能让国者，有伯夷、叔齐、吴泰伯、鲁隐公、宋宣公、曹公子喜时、吴季札、邾娄叔术、楚公子启之伦。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据此窥测矣。然儒家所说，虽非史事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书》说之传者，今唯《大传》，而亦阙佚已甚。欧阳、夏侯三家，胥无可考。自当以《孟子》为最完。今观其说，则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之议，然后设难以明之。曰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觐讼狱之归，启之继世亦然也。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也。故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禅让说平议》，原刊《古史辨》七，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268、269—270页）

禹的治水

当尧的时候，天下有洪水之患。舜摄政，举禹，叫他去治水。禹乃先巡行各处，看定了地势，然后用疏浚之法，导小水使入大水，大水使入海。当时独流入海的，是江、淮、河、济四条水，谓之“四渎”，为诸水之宗。

治水的三阶段

朱子说：禹的治水，只有《书经·皋陶谟》即今本《益稷》中，“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几句话最可信。川是自然的河流，畎浍则人力所开的水道，海乃湮晦之义，距离较远，而其地的情形，为我们所不知之处，则谓之海，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九是多数的意思。“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只是把人力所成的沟渠引到大河里，又把大河通到境外罢了。治水最早的法子，该是堤防，这原是最易见到的，然久之就觉得其不妥，不顺着自然力的方向去利用他，而要与之相争，这总是不行的，于是就从堤防进步到疏浚。古书上说鲧治水的失败，禹治水的成功，就是代表这一个观念的，未必是当时的事实。然而疏浚的工程太大，人力实不能胜，奈何？于是有（明）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束水攻沙者，河行到平地，流势宽缓，将未显出堆积作用来时，我们则窄其道而束之，使其再显出冲刷作用和搬运作用，于是从上流挟带而来的泥沙都被搬走，不至堆积下来了，不和自然力争斗，亦不见他退缩，而即利用他的力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确是治水最高的方法了。治水的三阶段，恰代表了人类对付自然的三种态度。（《治水的三阶段》，原刊上海《正言报·学林副刊》 1945年第 2期）

唐虞的政教

当禹治水的时候，益、稷两人，都是他的辅佐。益把山泽之地，放火焚烧，禽兽都逃匿了。弃乃教民稼穑，契做司徒的官，又继之以教化。契封于商，便是商朝的祖宗；弃封于邰，便是周朝的祖宗。（商，今陕西商县。邰，今陕西武功县）

夏商的兴亡

夏启即王位之后，传子太康。因淫佚，为有穷国君羿所篡。后来羿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并灭夏朝的王相。相的儿子少康，才灭浞，号称中兴。尧、舜、禹三代，本来都是建都在太原的。少康复国之后，则似乎建都在河南，所以到夏桀时，其都城却在阳城了（今河南登封县）。夏代共传十七主，约四百年，而为商所灭。商汤灭夏后，建都在河南的偃师。其地称为殷，所以又称殷朝。后来屡次迁都，亦都在黄河两岸，共传三十一世，约六百四十多年，至纣，为周武王所灭。

桀、纣恶政多附会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国言暴君，必数桀纣，犹之言圣君，必数尧、舜、汤、武也。今案各书引桀、纣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会。”案谓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兴者极言前王之恶，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臆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就桀、纣言之，则纣之世近，而事之传者较详，桀之世远，而事之传者较略，故以纣之恶附诸桀者必多，以桀之恶附诸纣者必少。（《先秦史》，第127—128页）

夏商的政教

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又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可见其时，对于农田水利，颇为讲究。然而夏朝的税法唤作“贡”，是取几年收获的平均数，以定每年应纳的税额，丰年不能多，凶年不能少。这个却远不如商朝的“助”法了。助法是把田分为公、私。只借人民的气力，助耕公田，而不再税其私田的，这个就是所谓井田之制。从前论税法的人，都说他最好。又商汤死后，他的孙子太甲在位，因其不守成法，宰相伊尹曾把他放逐在桐的地方三年。太甲悔过，才把他迎接回来。而据孔子说：则商代新君即位，三年之内，是不管事的，百官都听命于宰相。可见商代相权颇重；又商代的君主，多是兄终弟及的，亦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

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之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

搜集、渔猎、畜牧、农耕四时代

人所以维持其生命的，最紧要的便是食，而取得食物的方法，亦随时代而不同。最初只是到处游行，遇见可吃的东西，就取来吃，这个唤做搜集时代。进步些，能和动物斗争，则入于渔猎时代。一定的地面上，可供渔猎的动物，是有限的，有时候还不能渔猎；所以在这时代的人，常常挨着饥饿。于是在草原之地的，进化而为畜牧；在山林川泽之地的，就进化而为农耕。

农耕即孔子所言的大同时代

《礼运》所载孔子论大同之言，业已人人耳熟能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更简而言之，便是“养生送死无憾”六个字。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起来，固然不是美事。然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却是不易得的。这颇可与孔子论大同之语，互相发明了。从游牧再进到耕农，则人类的生活，益形宽裕；而其性质，亦因之大变。这实缘其所操事业之平和，而其生活程度，亦远高于旧时之故。孔、老所想望的境界，大抵即在此时。（《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54、157、160页）

国家的起源

国家不是最初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建立起来的。搜集时代，不必说了。就渔猎时代，文明程度，也嫌太低；而且因受食物的制限，所团结的人，亦觉得太少。游牧时代，团结的人固然多了；文明程度，也固然较高了；毕竟是逐水草而居，和一定土地的关系不密切。农耕社会，则又内部太觉平和，分不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来（古代的农业公产部落，内部的关系，是很平和的。孔子所谓大同，大概就指的这个时代。可参看拙撰《大同释义》，见《文化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九、第十两期），所以往往不能形成国家。国家最普通的起源，是畜牧和农耕两种部落的结合。原来畜牧民族，性喜侵略，往往把农耕民族征服。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宁愿纳贡表示服从，而不愿意逃走。游牧民族，就始而征收其贡品；继并迁居其部落之内，代操其治理之权，形成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国家就于此成立了。这是政治学家的成说，返观我国的古史，似乎也是符合的。

由大同入小康

大概农业社会，衣食饶足；其人所从事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其性质最为善良。对外多能“讲信修睦”，内部更其不分彼此。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就是指此等部落而言。假定有两个部落，互相争斗，一胜一败，败者的财产，就要为胜者所有，连人也做了他们的奴隶了。如此，便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来。即使没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一部落中，治者的权力，也会日渐扩大，至于与被治者分离。古代的国家，大概是如此造成。（《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第20、21页）

部落互相接触，兵争渐起，发生征服与被征服之关系。而各部落之内部，执掌政权及富有财产者，权力渐显，地位亦渐高。社会则渐降而入小康之世矣。（《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页）

中华民族的起源

地球上的人类，其初该是同出一源的。因为环境的不同，影响到容貌上，而分为许多种族；又因文化的不同，而分为许多民族。中国大陆，在古代是有许多民族，杂居其间的。而在黄河流域的华族（中华民族的起源地，说者各有不同，但以从中亚细亚迁来逐渐到黄河流域之说，比较近是。自从民国十年以来，北平西南的周口店，发见一种猿人遗骨，称为北京人，又名中国猿人，推算年代，当在五十万年至百万年左右。似乎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源于中国本土。或者极古时候已由中亚迁来了），就是后来称为汉族的，文明程度最高。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普通以伏羲为游牧时代的酋长，乃因“羲”又作“牺”，“伏”又作“庖”，因而生出“驯伏牺牲”“取牺牲以充庖厨”等曲说。这是不对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义，见《尚书大传》）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之族。［《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人众）兵（军械、师兵、犹言武装的徒众）为营卫。”所以知其为游牧民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据《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这时候衰弱了，诸侯互相攻击，神农氏不能征讨，诸侯之中，蚩尤氏最为暴虐。黄帝和蚩尤战于涿鹿，把他擒杀。又和炎帝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胜。诸侯乃共尊黄帝为天子）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书 房

炎、黄之际为世运一大变

《战国策·赵策》曰：“宓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所谓义者，何世之君也？则答之以神农。”若是乎，自古相传，咸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之一大变也。案《战国·秦策》：苏秦言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苑·政理篇》同。则神农之时，亦已有征诛之事。盖神农氏传世甚久，故其初年与末年，事势迥不相同也。然此等争战，尚不甚剧，至炎、黄之际，而其变益亟。（《先秦史》，第57页）

作者丨宋平明

本文节选自《山河为证：地理视角下的中国史》

安禄山起兵反唐，关中的东大门潼关被叛军攻陷之后，唐玄宗就不得不立刻逃离自己在长安的安乐窝。也就是说，面对安禄山的叛军，大唐帝国的最后防线竟然是小小的潼关。潼关何以能决定大唐的生死？潼关的地缘战略价值何在？围绕潼关的争夺，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都做过哪些布局和谋划？唐军为何最后丢失了潼关？回答好这些问题，会让我们对潼关这个锁钥之地的军事地理价值有一个更为直观和系统的理解和认识。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最后决定起兵，统兵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国忠为名，由范阳（今北京）南下，直逼大唐东、西二京，而第一个目标就是东都洛阳。

安禄山在发兵前三日，先和手下的叛将们一起仔细研究了通往洛阳的行军路线以及洛阳城的地图。“先三日，合大将置酒，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人人赐金帛，并授图。”（《新唐书·安禄山传》）

安禄山的战略部署如下：令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率一部兵马防守范阳，确保后方根据地固若金汤；令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海防守平卢（今辽宁朝阳），确保其根据地东北方向的安全；令别将高秀岩防守大同，以防大唐朔方和太原方面的进攻；而安禄山自己亲率10余万马步大军，自夜间发兵，迅速南下，趁着寒冬黄河结冰的大好机会，经河北道直接杀向东都洛阳。

一时间，安禄山的叛军真是“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河北道原本就是安禄山的辖区，因此，当安禄山率叛军经过河北之时，几乎所有的郡县要么是望风而逃，要么是开城迎接，偶尔有抵抗的则被战力强大的叛军迅速屠戮殆尽。安禄山几乎一路绿灯，于当年十二月初二便到达河南灵昌（今河南滑县），并利用黄河结冰的有利条件飞速穿越黄河，随即占领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直接杀向荥阳。一方面是因为安禄山的军队战力太过凶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原久无战事，守城士兵多年没有作战经验，所以，当时守卫荥阳的唐兵几乎都吓傻了，不少守城士兵“闻鼓角声，自坠如雨”。

安禄山是十一月九日起兵反唐的。刚开始，唐玄宗还不相信下面的奏报，“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安禄山大军已经南下多日，连下多城，唐玄宗才最终相信自己宠溺的安禄山真的造反了。

随后，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唐朝做了如下应对：令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王成业为太原尹，立刻就地募兵，并严守各关隘要地，阻滞叛军西进；令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刻赴东都洛阳，打开府库，就地募兵，以拒叛军；令卫尉卿张介然为新设的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并在叛军进军的沿途设置防御使，力图利用地方军事力量阻滞叛军南下，给东都洛阳以及关中长安等地的防御赢得更多的时间；令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令玄宗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开内府钱帛，在京师长安募兵11万，号称“天武军”，开赴潼关迎击叛军，力图保京师安然无虞；令朔方、河西、陇右三镇节度使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城堡之外各率大军于20日之内到达行营集结。

唐朝方面的应对有一些作用，但是作用不太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安禄山的叛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唐军久不习战且装备太差，仓促成军基本没什么战力。《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时兵暴起，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禁卫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脱弓襡、剑**䌘**。”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唐军抵抗叛军的窘迫和艰难。确实，歌舞升平日久，突然要打仗了，结果发现铠甲都生锈折断了，刀剑皆钝不可用，连禁卫部队都是市井无赖之徒拼凑而成，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凶狠的安禄山叛军呢？

因此，封常清奉命守卫东都洛阳，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封常清毕竟是当时唐军中比较有统兵经验的将领，到达洛阳之后，短短10天就募集了6万兵马。同时，打开官府仓库，将仅存的武器分发给了这6万兵马（天宝十载武库失火，37万件武器全部被烧毁）。随后，封常清率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赶往虎牢驻守以迎安禄山叛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安禄山的铁骑冲向唐朝临时拼凑的守军时，这些唐军几乎是立即溃散，根本没有任何像样的战斗。《旧唐书·李憕传》记载：“禄山所统，皆蕃汉精兵，训练已久；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

其实，封常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率领这样一支仓促成军的队伍来迎击战力强劲的叛军，最明智的做法是据城力守，而不是主动出城迎击。在虎牢大败之后，封常清只好收拾手下残兵退回洛阳城。洛阳的留守官员看到封常清大败而归之后，觉得洛阳城肯定也守不住了，纷纷弃城而逃。很快，安禄山的叛军就杀到了洛阳城近郊，随即双方展开了巷战。唐军在洛阳城郊葵园和洛阳北门内连续被安禄山叛军痛击，眼见无法守住洛阳，只好向西溃

退至陕州。

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占领洛阳。

从十一月九日发兵，到十二月十二日占领东都洛阳，安禄山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等到安禄山的叛军杀到洛阳城下的时候，洛阳的守军基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唐军洛阳守卫战的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

洛阳陷落之后，封常清率领洛阳守军的残余部队向西退至陕州，发现陕州太守窦廷芝早就逃往河东了，且陕州城中的官吏也大都逃散，靠自己手下这一点人肯定是守不住陕州的。因此，封常清向高仙芝建议：“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高仙芝觉得封常清的分析很有道理，遂将两处兵马合并，一起再往西退至潼关。

潼关天险，易守难攻，唐军和叛军在此必有一番血战。

占有东都洛阳之后的安禄山简直太兴奋了。洛阳是什么地方？这是大唐东都啊！安禄山只用月余竟然将其据为己有，看来拿下大唐江山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拿下东都洛阳之后的安禄山并没有乘胜立即率大军向西追击封常清，而是选择了将大军滞留在洛阳，并开始了自己登基称帝的准备，这就给唐朝调兵遣将留出了一定的时间。据《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贼（安禄山）之据东京，见宫阙尊雄，锐情僭号，故兵久不西，而诸道兵得稍集。”安禄山只派了部将崔乾祐领一部精兵进驻陕州，准备伺机进攻潼关以图整个关中，进而将大唐帝国从地图上抹掉。

安禄山的兵马就要杀到潼关了，留给大唐的时间不多了。

对大唐而言，潼关就是其东大门，潼关在，长安就在；而长安在，大唐就在。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岌岌可危，大唐岌岌可危矣。

潼关为什么能发挥如此之大的功能？因为潼关的设置是为了替代秦汉时期函谷关的功能。关于函谷关的战略重要性，我们之前已经深入讨论过，在此不做赘述。潼关也在函谷之中，只不过是在函谷的西端，原来的函谷关则在函谷的东端。而有了潼关，函谷关就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

潼关原为桃林塞地，位于今陕西潼关县北，自北而来的黄河在此向东转弯，浑浊的黄河之水潼激关山，故谓之潼关，“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元和郡县图志》）。潼关大约设置于东汉末年，具体年代不可考，史书上最早记载潼关的时间是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西征马超于此地。此后，潼关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潼关北临黄河，南依南山（华山山脉），潼关之险要主要在于东出的道路仅仅限于黄河与南山之间的狭窄通道，俗称“黄巷坂”。如果要据潼关而守，只要守军不出关，就会让进攻方陷入险境，对守军有利；守军主动出关迎敌，反而会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总之，潼关天险，易守难攻，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谁进攻，谁就会陷入被动的处境。

潼关也是关东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汉唐以来，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大道自此通过，而且潼关正好位于渭水入黄河之处，同时洛水亦在此与渭水和黄河交汇，是进入关中地区的水路枢纽。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看，潼关是关中与西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之间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潼关作为关塞不仅具有军事方面的意义，也具有交通方面的枢纽意义。

对于潼关的险要，杜甫曾在《潼关吏》中写道：“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当年李渊于太原起兵，趁着中原大乱，先行杀入关中，随后派李建成率兵守潼关以防东来之兵，而他自己则可以从容经营关中而开创大唐基业。

封常清和高仙芝退守潼关，自有其道理和理由。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来看，只要坚守住潼关，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唐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虽然安禄山的叛军已经攻陷东都洛阳，兵锋所指，似乎所向无敌，但是，安禄山的后方其实比较空虚。安禄山的部队一直比较野蛮，打了胜仗后就烧杀抢掠，搞得被占领地区民不聊生。因此，不等大唐朝廷号令，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反对安禄山部队的暴虐。很快，除了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仍旧为安禄山控制之外，河北有十七郡纷纷起兵反抗安禄山，总兵力达到了20多万，严重威胁着安禄山叛军的后方安全，一时间形成了对大唐有利的“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之态势。

不仅如此，唐朝也认识到安禄山叛军的后方不稳的情况，抽调朔方、河西、陇右等西北唐军，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率领下向河北安禄山老巢进军，并击退安禄山叛军高秀岩部的进攻。安禄山也看到了后方不稳的不利态势，立即派史思明率兵回防河北，并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初八攻陷太守颜杲卿死守的常山，屠杀万余守城军民。二月初二，李光弼率一万步骑以及弓箭手3000人向河北进击，并于二月初五收复常山。随后，双方在河北混战数月，唐军歼灭安禄山叛军数万，河北大部地区又回归唐朝统治。唐朝军民在河北的攻势阻断了安禄山叛军前后方的联系。河北这种形势搞得安禄山叛军内部很着急，曾一度出现“议弃洛阳，走归范阳”的想法。

也就是说，只要潼关这里能够坚守，就能保证关中以及国都长安安然无虞。大唐依靠自己强大的韧性和坚实的家底，快速剿灭叛军或是至少缩短平叛的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退守潼关据险而守以拒叛军主力的想法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切实有效的。封、高二将在引兵撤退之时，打开太原仓将仓内所有物资散于军士，剩下的拿不走就放火烧掉。但是，没等他们退到潼关，安禄山的叛军就到了，结果这些唐兵急于逃命，将各种物资散落一地，“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简直是溃不成军。

虽然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退守潼关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远在长安的唐玄宗不这么认为。毕竟，未经大战则主动后撤，丧师失地，丢弃军用物资，溃散而逃，这些都是不可宽恕的重罪。而且，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身边的朝廷监军边令诚这个宦官和封、高二人不对付，提出的军政意见和建议也不被封、高二人所接纳。因此，边令诚决定利用二人败退至潼关这件事大做文章，进而除掉这两个政敌。随后，边令诚给唐玄宗上奏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新唐书·高仙芝传》）唐玄宗本来对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所作所为就不太满意，起先只是罢了封常清的官职，听了边令诚的奉对，龙颜大怒，立刻下旨命边令诚将封常清和高仙芝二人斩杀于军中。

当潼关的守城将士听说边令诚要斩杀封常清和高仙芝这两位久经考验的大唐军事家的时候，“皆大呼称枉，其声振地”。但是，在前线拼命守护大唐江山的普通将士的呼声比不了太监边令诚的几句谗言，大唐两位忠诚的边帅将领就这样人头搬家了。

在唐玄宗看来，大唐太大了，大唐的人才太多了，没有封常清和高仙芝，照样有别的人来为大唐效命。

封常清和高仙芝被处死之后，唐玄宗看了看长安的高官们，发现前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此时正在京城养病，正好可以领兵出征，镇守潼关。哥舒翰在长安养病期间已经闭门谢客，甚至都不用上朝，但是皇上的需要比自己的身体状况更重要。因此，临危受命的哥舒翰以老弱之躯接手潼关防务，统率集结在潼关的20多万唐军，严阵以待安禄山叛军的进攻。临行前，唐玄宗为了表达自己对哥舒翰的期望以及重视程度，在勤政楼为其送行，命百官在长安郊区为哥舒翰饯行，“勤政楼劳遣之，百僚出饯于郊”。

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务之后，仍旧坚持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清壁勿战以屈贼”的正确策略。也就是说，潼关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只要唐军坚守关隘而不主动出战就不会给安禄山的叛军留下太多的机会。因此，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接管潼关防务开始，一直到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哥舒翰凭借潼关天险又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半年的快乐时间。

哥舒翰跟安禄山一样，都不是汉人，因此哥舒翰迟迟不发兵进攻叛军并尽快收复东都洛阳，这让唐玄宗既不放心也不安心。此时，哥舒翰身边有人劝说哥舒翰留兵3万守潼关，然后驱师回京诛杀杨国忠，这样就让以诛杨国忠为名的安禄山叛军师出无名了。其实，这种建议跟建议哥舒翰造反没有区别，哥舒翰犹豫了一下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杨国忠通过军中隐藏的情报网获知此事。杨国忠为了保自己的小命，对唐玄宗说，让哥舒翰率领大军驻防潼关而不做预防措施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应该做一些预防性准备。唐玄宗接受了杨国忠这个建议，杨国忠便让自己的心腹杜乾运统率新招募的一万人屯兵于灞上。杨国忠的行为让哥舒翰甚为不安，一直寻找机会想将杜乾运所率军队归属于自己号令。因此，杨国忠和哥舒翰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增加。哥舒翰手握重兵，杨国忠一时间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杨国忠有一个哥舒翰没有的优势：在皇帝身边的是他杨国忠，而不是哥舒翰。能待在皇帝左右，自然要比领兵在外的哥舒翰对皇帝的影响力更大。

此时的潼关战局也很微妙：崔乾祐率领叛军兵不血刃而占领陕州，但是高仙芝、封常清以及后来的哥舒翰都据潼关之险而坚守，绝不出兵主动迎敌，双方开始战略僵持和拉扯。这让寻求速战速决的崔乾祐很是恼火。唐军不出关，就没法和唐军决战，攻打潼关又常常无功而返，必须想一个办法让唐军从潼关出关作战。

故而，崔乾祐故意偃旗息鼓，处处示弱以引诱唐军出关。唐朝派出的探马此时给朝廷中枢回报说“贼无备可图”，杨国忠也不断给唐玄宗“吹风”说安禄山的叛军在陕州的部队“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唐玄宗一看，这不行啊，哥舒翰得抓紧这个机会去收复陕州进而收复洛阳，不能总待在潼关不主动出击啊，随即命令哥舒翰率兵出潼关击敌。哥舒翰也不含糊，立刻拒绝了唐玄宗的旨意，向唐玄宗奏告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坠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哥舒翰说得有理有据，一时间唐玄宗也无话可说。不仅如此，郭子仪、李光弼也给唐玄宗上奏说：“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

唐玄宗虽然不开心，但是既然领兵大将都这么说，自己也不好再坚持什么。

但是，总人要坏事。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杨国忠一看，这不行啊，皇上不严令哥舒翰出兵，虽然大唐安全了，但是我杨国忠感觉不安全啊。随即，杨国忠继续给唐玄宗上奏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就这样，唐玄宗再也按捺不住，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哥舒翰必须出关迎战。而且，为了督促哥舒翰完成这个出关作战的任务，唐玄宗接连派遣中使（宦官）前往潼关前线督战。一时间，“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逼迫哥舒翰不得不出兵。郭子仪和李光弼听说唐玄宗决意让哥舒翰出关迎敌，就预见了结局：“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

我们之前说了，潼关的地形对防守有利而对进攻不利，但是，皇命不可违，在来自长安的督军太监的监督下，哥舒翰不得不“扶膺痛哭”，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四日率领唐军出潼关，主动迎敌。六月七日，哥舒翰率部与崔乾祐的叛军在灵宝遭遇，随即灵宝之战爆发。

此战的过程和结局，对大唐而言，太惨了，对安禄山叛军而言，太爽了。《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详细地记载了这场遭遇战：

“己丑，遇崔乾祐之军于灵宝西原。乾祐据险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 庚寅，官军与乾祐会战。乾祐伏兵于险，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观军势，见乾祐兵少，趣诸军使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军望而笑之。乾祐严精兵，陈于其后。兵既交，贼偃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须臾，伏兵发，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或弃甲窜匿山谷，或相挤排入河溺死，嚣声振天地，贼乘胜蹙之，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翰独与麾下数百骑走，自首阳山西渡河入关。”

这一段记录读起来可谓是惊心动魄，战场的血腥和无情赫然纸上。经此一役，唐朝近20万主力大军灰飞烟灭，哥舒翰仅带领8000人退回潼关。然而，崔乾祐没有给哥舒翰太多喘息的机会，随即率兵抢占潼关。六月初九，在蕃将火拔归仁等的劫持下，哥舒翰被迫投降叛军，潼关失陷。随后，潼关以西，渭水南北的河东、华阴、冯翊以及上洛等郡的守军和留守的官吏纷纷弃城而逃，长安失去了最后的东部屏障。

潼关陷落之后，长安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安禄山留给唐玄宗的时间不多了。

灵宝之战中唐军之所以惨败，其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

其一，不知敌人虚实，贸然主动出击，犯了兵家之大忌。前文我们多次讨论过，对唐军而言，最好的消耗安禄山叛军的方法就是据险力守、以逸待劳。安禄山叛军远道而来，后勤补给以及预备队等都会比较紧张，必然寻求与唐军速战速决的机会。只要唐军坚守潼关，安禄山叛军没有别的门路进入关中地区，那国都长安就会安然无虞。但是，哥舒翰经受不住唐玄宗的再三催促，不得不出关作战，这就给了战力强劲的安禄山叛军寻机决战的机会。清代思想家魏源曾有诗云：“哥舒白谷两英雄，痛哭催军万年泪”，以表达对唐军惨败的惋惜怜悯之情。

其二，唐军战斗力远不如安禄山叛军。

其三，哥舒翰战场指挥失当。哥舒翰即使奉旨出关作战，不一定要将潼关守军悉数派出，也不一定要大意到笑话叛军而疏于防范的地步，也不一定明知是计也要中圈套的地步。哥舒翰这个前线统帅和朝廷中枢重臣杨国忠不睦，空耗大唐实力，导致灵宝一战全军覆没，这与之前声名赫赫、威震西北的哥舒翰判若两人。

与之相对的，安禄山叛军之所以能够取得灵宝之战的胜利，不过是因为主帅崔乾祐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再加上士兵战力强劲，自然对唐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在具体的战术层面，唐军人数虽然众多，但是受战场地形制约排成了一字长蛇，就不太能发挥人数上的优势，而安禄山叛军居高临下，进退自如，再放火制造烟雾使唐军混乱一团，无法应战。可以说，崔乾祐率领的叛军充分利用了潼关的地形之便而大获全胜。

六月九日晚间，长安看不到从前线传来的报平安的烽火，就知道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次日，杨国忠建议唐玄宗出幸成都，唐玄宗无奈答应。六月十三日黎明，在陈玄礼率领的禁军护卫下，唐玄宗率杨贵妃姊妹以及诸多皇子皇孙等一干人马，趁着夜色出长安，向西而去。六月十四日，唐玄宗一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将士在陈玄礼的纵容和鼓动下，哀于国事，不再向前行进，要求斩杀杨国忠。

唐玄宗获悉后不敢问罪于众军士，只得犒劳以安慰将士，令众军士归队。众军士当场拒绝唐玄宗，并且进一步要求处死杨贵妃，要求将其“割恩正法”。唐玄宗无奈，只好忍痛割爱，令太监高力士将杨贵妃引至佛堂缢杀，也有说杨贵妃是自缢身亡，其实，杨贵妃怎么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必须死。只有这样，唐玄宗才能让众军士不是那么愤怒，进而继续保卫自己的安全。随后，太子李亨在关中父老的请求下留在关中继续迎击安禄山叛军，并于当年七月十二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登基做了皇帝，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就这样，唐玄宗在名义和事实上都已经不是大唐的皇帝了，大唐进入了唐肃宗李亨时期。对唐玄宗而言，国破家亡梦方醒，原来红颜是祸水。然而，唐玄宗永远也不会明白，他自己才是大唐的祸水，杨贵妃只是替他顶罪而已。

潼关失陷，对于大唐国运的负面影响极大，标志着大唐由盛转衰。如果潼关仍由唐军掌控，长安是不会轻易丢失的，而只要长安不丢失，大唐的气质和内涵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唐玄宗一手好牌打得稀碎，最后被迫流亡，大唐中央政府竟然成了流亡政府。随后不久，长安陷入安禄山叛军之手，叛军如虎入羊群般贪婪暴虐，将整个长安洗劫一空，无论是宫室府衙，还是民宅私邸，无一幸免。叛军抢劫之后就是杀人放火，恢宏壮丽、繁华富足的大唐帝都长安城数日间成为人间炼狱。不仅如此，潼关、长安相继失陷，这让各地仍旧在一线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大唐军民一时间失去了方向和信心，不知为谁而战，不知未来如何。如果不是太子李亨留在关中组织大唐军民继续抗击安禄山叛军并火速登基以号令全国，大唐就此终结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潼关和长安接连失陷，极大地煽动了安禄山叛军的士气，助长了叛军嚣张的气焰，导致唐朝错失了平叛的最好时机。大唐自此衰象骤现，已绝无可能恢复到往日开元盛世的样子了。

总之，安禄山叛变，主要责任在唐玄宗李隆基；潼关失陷，主要责任仍旧在唐玄宗李隆基。

潼关，潼关，作为大唐帝国国都的最后防线，终究是被叛军攻破，终究是扭转了大唐的国运，开启了大唐由盛而衰的转变历程。

以上内容节选自

《山河为证：地理视角下的中国史（上下册）》

感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授权发布